云南官员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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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官员带村民上访续退休后仍向市委书记进言
　　“公车上访”背后的考量
　　杨维骏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，出生于1922年3月，很早就参加到了国家民主运动中，1945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几次险遭特务暗杀，为此曾经流亡滇西和上海等地。新中国成立后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他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、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，云南省第五、六届政协副主席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还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，1998年方正式离休。2010年12月17日，他因“乘坐公车为昆明市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上访”而迅速被公众所知晓。长期关注中国现实体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，与草根民众自行上访不一样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杨维骏本身是与权力机关有关系的人，他能够公开站出来协助民意通道，而不仅在背后暗中支持，无论品格和行为都令人感慨。其背后折射的制度问题更让人深思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。
　　带领上访
　　“无论新中国成立前、成立后，也无论以前上班，还是离休后，我都是闲不住的人，也由于自己是民主党派身份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所以对‘参政议政、民主监督’的权利与义务也非常珍惜。”杨维骏说，“我曾经做过许多事情，既对党政干部提建议，也为普通群众反映问题，所以在那天听到有人反映昆明市在没有出示征地手续，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冬天到了安置房却没有下落，对农民利益置之不理的情况，我就决定要管管这个事情。”12月17日，杨维骏从云南省政协要了一辆小车和一名工作人员，去到昆明市西山区下辖的韩家湾村，现场了解了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，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，房屋在年初已被限期拆除，村民曾去过省委省政府、省人大政协、市区政府上访过80多次，但事情毫无进展等情况，遂让陪同的工作人员拍照留证。
　　“看到农民的惨状，当时我很难过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于是决定带他们去反映情况，因为我是政协的老干部，了解政协信访办有此方面的工作职能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于是先去了政协。”杨维骏说，“我很清楚如果没有我在前面带路，农民们肯定连大门都进不了，因为那里由武警守卫。农民的两辆车顺利地跟着我的车进到了省政协大院，意外的是那天信访办的办公室门开着，却没有任何工作人员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后来我估计是有人提前‘走漏了我要带农民前往’的风声。”随后，他又带着12名失地农民代表去到市内一家宾馆，因为中央巡视组的工作人员正在那里驻地办公，不巧当时巡视组的人都不在；再随后，他们一行又去了云南省国土资源厅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但是情况都没有得到顺利的答复和解决，对方只说会调查处理。
　　“上访”发生后的第二天，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长、副处长来到杨维骏家中，就其带领村民上访问题辩论了两个多小时。该处长表示，杨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，乘坐政协的公车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，认为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。“这些农民之前走的渠道还少吗？但是没有哪条走得通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更何况我和他们一起反映情况就属于不正常了吗？” 杨维骏说，“我让处长拿出我不能参与反映情况的政策法规来，如果没有就不是我做错了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而是他和他背后的领导对我的指责错了。当然，我知道他们根本拿不出这样的规定。”
　　他表示：“那天我也生气了，质问处长国家哪一条规定说了老干部不能用公车来调研，包括反映情况？难道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？只能用来游山玩水？我作为省政协离休的副主席，难道就不能帮助群众反映问题？”后来，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杜筑华约见了杨维骏，承诺会进行调查，并将与昆明市有关部门协调后作出答复。
　　“我一直会盯着这件事情的进展，不愿意被别人忽悠，没有具体的说法或结果肯定不行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。”杨维骏说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“我的初衷不是要制造麻烦，而是要公平、合理地解决问题。”而在云南本土的一些现任官员看来，杨维骏的行为很难产生什么具体效果，更具有强烈行为艺术的意味，不过问题不在于他身上，而在于现实中不便明说的制度设置与利益格局。
　　无论对于“公车上访”、“为民请命”和“最可爱官员”等外界评价，还是“封口”、“灭口”等恶劣威胁，杨维骏表示都没有太在意，自己关注的是进行正常上访的人士不断遭到恐吓和惩处，此举令人心寒。杨维骏还举了一些具体事例，比如昆明圆通寺内的“藏经楼”因为历史原因已经破旧不堪，昆明市的一些领导曾经批示必须限期修复，否则将其拆除，“这样的决定明显违反了国家的宗教政策”；虽然有超过20%的住户反对，但昆明市仍然要对昆明医学院附近的一些城市老建筑进行拆除，“这样的情况显然违反政府自己先前的拆迁政策”。随后，他找机会将两件事情一起书面反映给了云南省委、省政府的主要领导，随后昆明市委统战部长、市政协主席都先后征求了他的意见，最终的决定是把两件拆迁工作停下来了。
　　　进言仇和
　　杨维骏表示，离休后尽管自己不能够直接决定什么事情，但是仍然努力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2010年7月，在认真研究了《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征求意见册》(以下简称《新昆明规划》)后，他很快完成了一份“就《现代新昆明建设重点规划》向仇和书记进言”的材料，并通过多种途径送到了云南省、昆明市各种相关部门和领导办公室。
　　“仇和书记曾于2008年5月亲临我家中，征询我对昆明市委、市政府及其本人工作的意见。我希望他安排时间和大家探讨如何治理滇池，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如何转变市政府职能。当时他的一位随从表示‘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’。”杨维骏说，“2009年5月，仇和在省委、省政府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，号召与会老同志对《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汇报》提出意见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。随后我约同两位专家前去呈贡新城实地考察，后来向省委、省政府及仇和本人提出了书面的意见、建议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，对呈贡新城建设规划以及《情况汇报》中的若干重大决定提出质疑,[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]。此书面意见送上去后，目前没有得到批示和答复。”
　　在这份洋洋洒洒的“进言”中，他针对《新昆明规划》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疑问和建议：“规划是否符合科学民主决策要求？”、“规划‘一湖四片’和‘一主四辅’的载体指导思想是否有当？”、“规划要不要考虑‘三农’问题？”、“规划为什么只字不提昆明市政府如何转变职能？”、“规划在呈贡新区建高校集中区是一个需要重新认真考虑的大问题”、“规划只描述了建设现代新昆明的蓝图，没有提出为何要这样做，如何去做，要花多少钱，希望加以补充说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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